世界建築節（World Architecture Festival）剛於柏林結束，俗稱 Zaha Hadid 繼承人、信奉絕對自由市場的建築師 Patrik Schumacher 在座談會上，就如何解決倫敦的房屋問題，提出了幾點「激進」建議，例如倫敦應該把所有街道、廣場、公共空間和公園私有化，包括著名的地標 Hyde Park：「想想我們花了多少錢在這公園身上？然而人們有多常去那裡呢？」
正當我嘗試消化這些言論之際，剛巧我身處的城市，某小型戲院正進行建築電影節，其中一套紀錄片 The Pruitt-Igoe Myth，竟似是在遙距呼應我的疑惑。The Pruitt Igoe（下稱 Pruitt）是美國聖路易於 50 年代的大型公共房屋項目，由日裔美國建築師山崎實設計，他亦是紐約雙子塔的設計師，相當諷刺地，這兩個建築項目都面對同一命運，就是最終被炸毀。
戰後的聖路易急著重建，政府估算直到 1970 年市內人口將增加 100 萬，因此有必要盡快清拆市中心的窮民窟以及進行高密度市區重建計劃。一時間市內多個大大小小的建築項目上馬，Pruitt 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建築師的原方案是一組不同高度的建築群，但後來為了保留更多地面空間作公共空間，變成一共 33 座樓高 11 層的建築群。宣傳片中的 Pruitt 整潔、摩登，每個單位都有大片窗供採光和通風，為不少人帶來希望和美好幻想，片中訪問了多位前 Pruitt 居民，回憶起剛搬進去時的感覺，無不充滿喜悅：「那裡簡直是另一個世界，在這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床！」
但虛幻的蜜月期很快完結，隨之而來是一大堆實際問題。政府有錢建屋，卻沒錢維修，電梯、水管、垃圾焚化爐等設施不是經常壞，就是不勝負荷，衛生環境急轉直下。同期的 white flight，即大批白人由種族混雜的市中心遷往種族單一的郊區，加深城市中的種族隔離。加上政府錯估人口上升的趨勢，Pruitt 租戶減少，60 年代中，空置率近三分一。緊接的是租金上升，民怨四起，罪惡滋生，Pruitt 跟罪惡、毒品劃上等號。恰巧大廈的設計令罪犯可四處逃竄，有點像人類學家所形容的重慶大廈那樣，警察從這邊來，罪犯從另一邊走，兩者如像捉迷藏。高聳的大廈令罪犯提供地利，遠處見有警察接近就從高空投擲玻璃瓶、燃燒物等，久而久之那裡成了如九龍城寨的三不管地帶。不消 20 年，情況已去到失控的地步，最終，1971 年至 1976 年間，政府陸續炸毀 Pruitt，它亦正式由典範變成市區重建的失敗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