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芬蘭，超速駕駛可以罰款 5 千元，也可以索價 50 萬元－－不過絕非勒索。在相對均富的北歐社會，連罰單都奉行累進制，交通警截停超速司機後，會查照當事人的繳稅紀錄，據此估計收入，再按指引開出罰單。2002 年，Nokia 一位主管駕駛哈雷機車超速每小時 25 英里，勒令須繳近百萬港元罰款。香港百萬富翁密度比例冠絕亞洲，假如將累進制應用於交通罰則，相信庫房進帳甚豐，甚或供得起大白象（不超支版）？
芬蘭的罰則奉行「日罰制」（Day-fine），原理簡單：按繳稅紀錄估計當事人每日所用金錢，將其除二，就是「合理可罰款項」。之後，根據罪行程度決定違規人士應被開徵多少日數罰款，例如超速每小時 15 英里就罰 12 日（合理可罰款項 x 12），超速每小時 25 英里則罰 22 日。最多罰夠 120 日，芬蘭司機一般日罰 30 至 50 歐元（約 260 至 430 港元）不等，總數 400 至 500 歐元（約 3,500 至 4,300 港元）。
除芬蘭之外，不少歐洲國家如丹麥、法國、德國、瑞典、瑞士和奧地利都奉行日罰制，累進開單。英美曾試行日罰制，最終維持定額罰款（Flat-fine）。
同樣是超速駕駛 15 英里，一個罰 5 千，一個罰 50 萬，公平嗎？或者比起公平與否，累進罰則著重的是有沒有效。5 千元罰款對有錢人阻嚇力不足，50 萬就可能有點介懷了。這種想法早於 12 世紀萌芽，中世紀歐洲也普遍流行，18 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在「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書亦曾提問：「錢銀上的懲罰不能按照財富比例實行嗎？」
日罰制可能亦只適用於金錢一類懲戒。假如應用於拘留或監禁，一個行政總裁的一日，比一個清道夫的一日更「值錢」，服刑時間與個人身價掛勾的話，或意味後者更遲刑滿出獄。比起罰款不公，「服刑不公」似乎更難服眾。這或許證明了自由與時間比金錢更重要？
除超速駕駛外，累進制亦可套用到其他交通罰則。例如，香港於 6 月及 7 月各展開了打擊違例泊車行動，一周期間發出近 4 萬張「牛肉乾」，以每張定額罰款 320 元計，兩周行動為庫房增收約 2,500 萬港元。假如交警按累進制執法，將罰則推廣至其他領域，以本港 76 萬位百萬富翁之多，作為財源極具潛力。不過，特區沉迷大白象工程，等於倒錢落海，賺再多錢，庫房水浸也是眼白白流向別人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