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狂人」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就任總統不足三月，「掃毒行動」已造成逾 1,800 人死於警察及治安隊之手，全部未經審訊。以緝毒為名，政府授權警察隨街殺害任何疑似毒販和吸毒者杜特爾特更鼓勵民間動用私刑：「你如果有槍，可以自己來⋯⋯你給他一槍，我給你授勳。」當世界驚懼於菲律賓手段之兇狠，杜特爾特的國內民望卻不斷攀升，美國國際關係及人權客席教授 Amanda Taub 分析，這種弔詭的反差不獨發生於菲律賓，拉美國家如哥倫比亞、墨西哥、危地馬拉等均存在大規模法外暴力，不單政府授意，連人民亦默許甚至支持，惡性循環終致難以收拾。暴力政府的出現，人民絕對有責任。
馬尼拉一名吸毒男子 Michael Siaron 被治安巡邏隊槍殺後棄屍街頭，身旁一塊告示寫上「我是毒販」。法外殺戮在菲律賓無日無之，不經拘捕、審訊和司法程序，只須警察或治安隊一個臨場判斷，即可當場處決。所有人將緝毒殺戮歸咎於新任總統杜特爾特，不過 Amanda Taub 引述分析指，如果總統是劊子手，人民就是共犯。最諷刺的，掃毒行動中遇害的吸毒者 Michael Siaron 在早前大選中就是投了杜特爾特一票。
Amanda Taub 認為，暴力政府的興起，往往始於人民唾棄腐敗體制，繼而渴求有效管治。前菲國總統阿基諾三世被視指軟弱無能，無力解決司法腐敗、公僕受賄及安全問題（如 2010 年馬尼拉人質事件），人民厭倦不安度日，便會開始訴諸自救，例如組織治安部隊，為求自保不惜以暴易暴。墨西哥科技自治學院教授 Gema Sanataria 及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研究主管 José Miguel Cruz 歸納拉美各地法外暴力的調查數據，發現多國情況十分相似：該國司法機構若然失信，當地人更傾向將自發治安暴力合理化；司法機構若較健全，人民則較抗拒法外暴力。
拉美各國貪腐猖獗，冒起的是民兵組織，例如墨西哥的私刑暴徒、哥倫比亞的武裝自衛組織；菲律賓的弔詭之處在於，人民對體制失望，卻寄望國家出馬，解決治安問題。Amanda Taub 引述分析指，大眾迫切渴求人身保障，慌不擇路，而警察的暴力直截了當，似乎又比「正常」而腐敗的程序更加奏效。出於對國家的失望以及對罪行的不安，人民反而變成威權主義暴力的擁護者。一如 Michael Siaron 被治安隊槍殺後，妻子 Jennelyn Olaires 表示一早知道杜特爾特「不喜歡癮君子」，只是吸毒者罪不致死，希望他能處決「真正的違法者」：「不配活著、威脅社會、傷害他人的人」。
法外暴力不予追究，毋須承擔法律責任，等於直接鼓勵民間私刑－－不論對象是否「罪犯」。如此一來，人民又會要求政府更加強硬，滋生更多法外暴力。最終情況將會失控。人權觀察組織亞洲分部副主任 Phelim Kine 指出，菲律賓棉蘭老島的塔古姆市就是失控例子：以打擊犯罪為名，當地政府鼓勵休班警員處決輕罪歹徒，包括街童。由於凌駕法律之上不受制裁，他們開始為錢殺人，甚至連警察也是謀殺對象，全城人人自危。
菲律賓的法外暴力長遠發展下去，或會步上危地馬拉的後塵。危地馬拉結束 36 年內戰後，治安仍無大幅改善，2015 年平均每日有 13 人被殺，全球數一數二的兇殺率，造就了龐大的保安業，估計有 15 萬名私人保安，相當於 5 倍警力。智庫「拉丁美洲華盛頓辦公室」（WOLA）保安顧問 Adriana Beltran 解釋，危地馬拉私人保安業盛行，肇因民眾對警察及政府毫不信任。「只要付得起，一定會請保安。」
Amanda Taub 認為，一旦陷入法外暴力的惡性循環，復仇文化就會取代法治，成為社會的新秩序，而鼓吹法外暴力的國家，本身亦失去了要求公眾守法的資格。暴力政府乃至暴力社會的出現，並非源於邪惡，而是由最基本的訴求催生出來。菲律賓社會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最普通的人可以是最危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