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陷入難民危機，極右勢力崛起，即使奧地利「自由黨」（FPÖ）險敗，也是二戰以來極右政黨最彪炳的選情；新納粹組織「我們的斯洛伐克黨」曾自組衛隊迫害吉卜賽人，於國會奪得 14 議席；波蘭、匈牙利右翼政府已出現高壓政治；即使在英、法、德等富裕國家，極右政黨如獨立黨（UKIP）、國民陣線（FN）、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亦在冒起。意大利前總理 Mario Monti 更警告歐洲即將解體。不少評論將今日右翼與 1930 年代法西斯政權比較，結論黯然，然而 2016 是否 1936 的重演？
有重演論者指，歐洲右翼民粹政黨壯大，中間及左派影響劇減，即使極右未能勝選，假以時日，政黨若要聯合執政，也不能不與極右政黨合作，情況與 1936 年法國雷同：執政聯盟庸碌無為，於二戰前夕崩潰後，僅僅促成了納粹附庸維希法國。而今日歐洲應對中東難民的漠然態度，亦恰如當年「道德淪喪」：1938 年，32 個西方國家代表齊聚法國，商討究竟要收留多少被納粹德國迫害的猶太難民，7 日後，絕大部分決定袖手旁觀。
歷史獨一無二，無從複製，有雷同當然有分別，而且分別甚為關鍵。首先，今日歐洲大部分右翼政黨均與極右組織保持距離。新納粹組織如希臘「金晨」（Golden Dawn）自組衛隊，專門襲擊中東難民；匈牙利民族主義政黨（Jobbik）則針對吉卜賽人。法國乃至荷蘭右翼民粹領袖均劃清界線，以示「清白」，可見極右仍為主流所懼。而除以上兩個極右組織外，其餘政黨均無「準軍事派系」，但在 1930 年代威瑪德國，就連中間派也有武裝組織支持，更不用提納粹及共產黨，柏林街頭常見武鬥，今日歐洲派系衝突則未成氣候。
第二，1930 年代極右崛起，有其經濟誘因。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於「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指出，希特拉與史達林的政權建基於階級社會的崩潰，再借國族主義之名，吸納憤怒、孤立的個體為己所用。階級崩潰來自經濟崩潰。1930 年代初期經濟蕭條，德國失業率突破 40%，納粹政權上台，借「財政魔術師」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之力，大印銀紙，投入軍備與公共建設如高速公路，帶領德國走出通縮，重振經濟之後，希特拉再踢走沙赫特，全力擴軍，實現侵略野心。
今日歐洲經濟雖然衰退，情況亦無法與 1930 年代相比。法國失業率連年高企（10%），也不過威瑪當時的四分一；而在其他高失業率國家如西班牙和希臘，就見左翼政黨崛起－－「我們可以黨」（Podemos）和「左翼聯盟」（Syriza）－－並非只有右翼收割民憤；再者，即使今日法國、西班牙等國大奉行緊縮政策，社會保障仍然運作，大眾不致陷入 1930 年代的赤貧；最後則是休戰期間的「集團經濟」（bloc economy），英、美、法採取極度保護主義，例如英聯邦體制對境外商品課稅高達 200%，集團之間貿易幾近停止，德、日、意三國損失慘重，於是訴諸戰爭手段開拓市場。今日批評全球化的聲音不絕，但畢竟前車可鑑，不見得國際貿易會就此中止。極右能否上台，重振經濟，一舉攏絡人心，繼而順勢轉型為軍國政府，暫時未見類似情況出現，恐怕亦不見容於當代民主國家。
或者最關鍵的問題是：究竟今日歐洲的極右是不是法西斯？對哲學家齊澤克而言，現今極右口號可能被過度放大。有德國民調顯示，一成人願意接納「新元首」，齊澤克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歸根究底是右翼打民生牌，而左翼毫無表現所致：「每一次法西斯的興起，都見證一場失敗的革命。（班雅明）」他表示德國社會仍然寬容，毋須過分恐慌，問題在於歐洲左翼民生議題長期從缺，導致政治光譜失衡。換言之，現今政治角力之中，意識形態並非主角，造王者既是民生，政客就有機會從經濟入手，導正民粹，正如西班牙「我們可以黨」就以反緊縮立場登上政治舞台。
尼采說：「從陌生事物擷取熟悉一面，有助我們獲得安慰與滿足，還有一種權力的幻覺。」現今極右並非上世紀的重演，不等於不是一場悲劇，起碼也是一場挑戰。悲劇重演就是鬧劇，環觀今日全球政局，的確不乏小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