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潮流邁向開放自由，當每個人都可以自主性取向，包括性別，同性也可結婚的時候，有關人身自由的禁區可能只剩下死亡：到底死亡可不可以交由自主？
在全世界公認最自由的國家之一荷蘭，從 2010 年起至今，安樂死錄得大幅飆升，尤其是因精神創傷為理由的個案：由六年前的 2 人增至去年的 56 人。
最近一名 20 多歲的性暴力受害者獲准安樂死，因為她患有 PTSD（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症）並無法治癒，這宗個案在荷蘭引發爭議。參加 2016 年度安樂死研討會的心理學家 Paulan Stärcke 認為，她的同行目前對於精神病患者獲准安樂死的個案，態度過份遲疑。
Stärcke 聲稱，即使 12 歲的少年想終止自己生命，也應獲認真看待。「世人對安樂死的誤解太深，對於病人來說，安樂死是一種善終，是執行病人的意願。」
荷蘭早在 2002 年就立法准許「因折磨無法忍受並且無從改善者」安樂死，對於 12 至 18 歲的少年，則有另行規定。過去五年內荷蘭安樂死的數字增加了 75%：由 2010 年的 3,136 人上升至 2015 年的 5,516 人，其中精神創傷個案由 0.1% 升至 1%，腦退化個案則由 0.8% 升至 2% ——以荷蘭總人口 1,680 萬而言，似乎不算多，但專家擔心，對於腦退化和精神病患者，該如何衡量痛苦，怎樣才稱得上無法忍受？
Stärcke 曾為兩人執行安樂死，其中一名婦女死時年僅 34 歲，患有創傷後遺症、長期抑鬱和人格障礙，她的父母事後向 Stärcke 稱，感激女兒的生命可以平靜結束，並相信如果沒有安樂死，女兒最終也會自殺。死者留下一個 3 歲大的女兒，現交由生父撫養。Stärcke 認為，選擇安樂死的人，臨終時可以留下好的回憶，也不必孤身一人，而自殺則只有傷痛。
Erasmus MC 大學醫療中心的助理教授 Erwin Kompanje 醫生對此不敢苟同，「許多個案的爭議都圍繞病人本身能承受多少痛苦，某些人覺得無法承受的痛苦，於其他人而言，或未必如此。對於腦退化的病人而言，痛苦根本無法衡量。無法承受痛苦的通常是病人的家人。」他不認為這足以是終止生命的理由。
主辦今屆安樂死研討會的荷蘭自願終止生命基金（NVVE）正在遊說荷蘭政府准許試用一種自殺藥物，此藥目前在美國俄勒岡州已獲許可。俄勒岡州於 1997 年率美國之先，立法准許協助絕症病人終止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