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常有一粒藥丸決定一生的情節，例如「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就要在紅藍藥丸間選擇、「逆天潛能」中主角吃了藥丸就會發揮腦部所有潛能。如果現實有「好人藥」，吞下後人會變得和謁可親、對人和善，你又會不會食一粒？
2007 年，新派學說「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學者 Paul Zak 找了 68 名少年參與實驗，以新形式重現「最後通牒博奕」（Ultimatum game），探索個人道德倫理與用藥之間的關係。
在傳統「最後通牒博奕」之中，研究員會把眾人隨機配對成二人一組，然後交 10 美元予其中一人，並指示他把錢分給另一組員。收錢者自行決定要分多少給組員，如果組員接受分配，兩人均可帶走所得款項；如果不接受分配、談判破裂，那兩人都要空手而還。Zak 在這經典實驗中加入新元素，要求一半參與者服用催產素（oxytocin），結果令人驚異： 80% 服用了催產素的參與者比沒服藥的在博奕中表現更為慷慨。基於此結果及其他研究，催產素被譽為有效增長個人道德的「好人藥」。
劍橋大學博士 Harris Wiseman 質疑催產素和藥物如血清素、多巴胺等的「道德功效」。他在其新書中批評神經科學過度簡化地解釋人類的道德行為，並指出 Zak 不合理之處。他認為，現實不像心理學研究，後者往往為得出顯著的統計數據而犧牲生活的複雜性，只要求參與者在特定條件作簡單決定。而且， Zak 的研究結果也可有兩種解讀，一方面固然可以理解成催產素使人更加慷慨，但同時可推論催產素使人不願冒險，避免以小博大－－而第二種解讀與道德倫理完全無關。
有見於神經科學的諸多不足，Wiseman 認為此學科無助更進一步理解倫理關係，「那些（神經科學的）研究製造了一種假象，讓人以為自己了解更深」。他強調，沒有任何藥物能有效地消滅邪惡、導人向善；我們也不應純粹以生物學的角度看道德，道德價值是受政治、社會、環境、經濟、宗教等多方面影響而成。
像德蘭修女所說：「即使你是友善的，人們可能還是會說你自私、動機不良。不管怎樣，你還是要友善。」做好人，可能沒有藥食，還是要靠自身修行。
